我对中亚的几点认知 ——《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学习收获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班 孟祥毅
一、 中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转型
根据阿尔蒙德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的特定分布。古代时期、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的漫长历史进程塑造了如今中亚独特的政治文化。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是重要的，首先因为它浓缩了历史、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政治文化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中亚地区既受到西亚各国伊斯兰教文明的影响，也受到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影响，同时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中亚的文化是多元的，中亚文化的多元性致使中亚地区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文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看到中亚政治体制中专制、对权威的崇拜留下的残余和影子。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能作为合法性力量之后，缺乏共同语言或种族特征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就失去了基础，中亚各国因此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但是，不得不承认，中亚五国已经很难摆脱那自古延续至今的政治文化对其施加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五国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找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以稳定局面。由于沙俄和苏联专制的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亚五国在自古以来缺乏民主传统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三权分立下的“总统集权”的政治模式，这样的模式呈现出“强政府、弱议会”的特点。但是，选择“总统集权制”也有当时的客观背景，中亚五国为改变落后的经济形势和国内尖锐的矛盾斗争，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强化国家的行政干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制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尽管中亚国家的总统集权制带有明显的“政治强人”和“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色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已经向民主与法制的目标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政治体制的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亚五国任重而道远。这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尽管许多学者偏好议会制的解决模式，但在现实政治中，人们更支持拥有某些政治权力的民选总统。即使在前大英帝国和许多东欧及前苏联的后继国当中，宪法也规定了强有力的总统。总而言之，独立后的中亚选择“总统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是政治文化继承性和突变性相统一的体现，是苏联时期高度集权制的“制度惯性”、中亚地区长期积淀的“村民-臣民”政治文化和迫切度过危机的现实需要相交织的产物。
二、 “三股势力”对于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
上世纪90年时代开始，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的极端势力逐渐凸显，并形成了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相结合的趋势，向中亚各国世俗政权发起挑战。
独立之初，中亚五国为缓解民族危机，加强了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以迎合国内穆斯林信徒。然而，这却为中亚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创造了条件，伊斯兰世界在实施谨慎务实的“绿化中亚”战略（即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尤其是伊朗凭借其地缘政治优势扩大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力，并试图将中亚五国纳入伊斯兰世界中。另外，苏联时期为了将广泛差异的多民族国家团结在一起，苏联政权降低了民族情感的重要性，并代之以对苏维埃国家和全世界阶级斗争中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忠诚。由于苏联解体，民族情感迅速蔓延，中亚五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性的突显使其面临复杂的民族关系，尤其是本国的主体民族与最大的非主体民族——俄罗斯人的关系，“双重国籍问题”使得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矛盾加深。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猖獗，中亚不断发生各种暗杀、叛乱等恐怖暴力事件，对中亚地区的秩序稳定构成了重大的危害。
这三股势力利用中亚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浓厚的宗教传统以及政治转型的时机相互勾结，对中亚地区稳定和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全世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共同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缺乏这种共同的认同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对此，中亚五国必须采取有效应对三股势力的办法，应努力提高对基于适当性逻辑治理思维的落实程度，并积极构想基于情感和积习逻辑的系统治理措施。关键在于彼此间要形成充分的协调，甚至可以进行必要的分工。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中亚地区向来都是各大战略力量竞争的聚焦点。由于中亚五国处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并且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美俄中在此展开了激烈的博弈，造成了全球性霸权国（美）、地区性霸权国（俄）和地区性崛起国（中）并存的“套娃霸权”现象。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借反恐的名号推进“和平伙伴计划”，加强其在中亚的军事力量存在。俄罗斯因历史渊源向来在中亚有着首屈一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与中亚五国保持长期的密切合作。对于中国，保持与中亚五国友好关系也十分重要，这对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边疆安全、能源问题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此外，我认为我国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呈现出“重动态、轻国情”的特点。由此，我联想到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初期因为不了解他国国情而造成许多误会和矛盾的现象。由于历史原因，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对中国抱有较重的戒备心理，未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倡议未必能在细节方面得到两国的积极回应。为此，我国必须对中亚国家的历史、宗教、民族、文化、地缘方面做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此寻求双方互动交流的最佳的模式，由此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缓解一带一路建设的阻力。如果不能加深中亚国家对于中国了解、帮助他们塑造对中国的良好认知的话，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的良性发展将面临多种多样的挑战，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受挫。
由于中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因此与中亚的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改善都与和平稳定的中亚周边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外交布局被表述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句话实际上并没有对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做出排序，究竟是大国优先还是周边优先？我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与日剧增，周边国家对我国崛起产生强烈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毕竟他们离天堂很远，但离中国很近，中国应该提高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周边关系比大国关系更为重要。回顾历史，英国美国都是先获得地区事务主导权之后再转型成为全球性大国，最关键的是其所在地区小国承认其地区性大国身份。但是反观今日中国的周边，有几个国家是认同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来管理和主导亚洲事务的呢？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崛起的初级阶段，不应该过早地参与到中美领导权之争中，建立平行的替代性体系，将中美竞争完全推向零和博弈。当前阶段，中国应当优先稳固与众多邻国的关系，缓解现阶段的崛起压力，以获取地区性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发挥全球性影响力。正如阎学通所说（2017年“当前中国外交战略思考”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要准确界定我国当前阶段的国家利益，需要对自身的实力地位、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形成准确的认识。此外，中国外交需进一步明确，到底是周边优先，还是大国优先。如果我们打牢周边关系的基础，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就能得到很大提升。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应坚持周边优先的基本思路。
参考文献
-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徐湘林等译:《公民文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 小宾厄姆·鲍威尔等著，杨红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 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载《地理研究》，2015年第6期，1010页；
- 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8页；
-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评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