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班 王昊语
一、理论框架：结构功能主义与政治文化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把社会看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系统，由各个子系统和具体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组成，每个子系统和部分都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使得社会整体得以存续。而我所采用的结构—功能主义是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 发展研究途径》一书中所提出的：政治结构功能包括体系、过程、政策三功能。
首先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是在分析政治体系与环境互动中使用的框架（上图）。政治体系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公共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所有制度和机构，其中政府发挥着核心作用。结构是指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专门部门、机构、组织、团体，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结构。功能是指保证结构能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各种能力。具体来看，政治系统中包括三种功能：过程功能、体系功能与政策功能。过程功能将社会成员的利益转化为政府政策过程中体系所发挥的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裁决。体系功能是确保政治体系和社会其他成分之间紧密互动的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三方面。政策功能是使政策对全社会造成影响的功能，包括社会资源的提取、行为管制、利益和服务的分配。在这一体系中，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循环以政策环为路径，覆盖了民众如何参与到政治以及政策如何制定，如何执行和如何返回影响到民众的方方面面，以这一模式可以解释政治体制何以稳定。如果这一循环受阻或断裂，很有可能导致政治体系的变革。
在这一体系中，政治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在结构—功能分析法中政治文化影响的三个方面：体系层面表示民众对构成政治体系价值观和组织的看法。过程层面包括对于政治规则所形成的预期，以及政策制定的方法，还包括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政策层面关系到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期望。具体来看，在解释政治转型的框架中，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合法性需要引起关注，中亚国家政治转型首先需要确认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来源在体系层面影响政治稳定，也影响变革中解决问题是选择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在过程层面，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变革的民主规范，民主程序还是民主内在价值，更受民众关注影响变革方式与内容的选择。在政策方面，变革前后的政府有何差距，在政治文化影响下公民如何更倾向于何种政策，对于议题的要求是更加侧重于公平亦或是自由都是政治文化影响的因素。
政治文化或许并不能解释与政治相关的一切，但对于政治文化的考察依然是重要的，除了上文对于政治文化在解释框架内如何影响政治变革，还有两点也是重要的。首先，政治文化浓缩了历史、传统和社会价值观。要理解一国民众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可以借助理解他们的政治文化开始。其次，文化分布模式也与公民所期望和支持的政治过程有关。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具有一致性逻辑，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往往相互联系。
二、中亚政治文化历史发展
从中亚历史上看，其政治文化有两个特点：受多元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脆弱性、受到专制主义影响的民众依附性。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特点并存于中亚历史之中。
正如加文·汉布里在《中亚史纲要》导言中所讲：“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在中亚历史发展过程受到了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复杂影响。
最早影响中亚的文化是波斯文化，公元前6世纪，波斯军队入侵花剌子模绿洲，花剌子模绿洲遂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29年波斯阿赫米尼德王朝的居鲁士控制了两河流域的很大区域，中亚南方绿洲小国接受了波斯帝国的统治，纳入波斯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波斯帝国有一套管理地方行省（郡）的制度，被征服地区被划分成20个郡，帝国中央政府向各地派遣太守。除此之外，在波斯帝国统治中亚的两个世纪中，留下了祆教和阿拉米亚文字等波斯文明。
之后影响较大的是希腊文化，公元前329年，希腊军队开始征服中亚南方地区，亚历山大在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他在这 些新城安置了希腊长官、驻防军和希腊移民。亚历山大去世后，统治中亚南方地区的是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对中亚的统治并不长久，半个多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率先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紧随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王国也从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来，游牧的帕尔尼人夺取国家政权，建立了安息王国。尽管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政教合一的倾向，但这时政治文化相对来说并不专制，甚至还有分权倾向，国王虽为一国之首，但帕提亚王权由贵族长老议事会和僧侣祭祀仪式会组成，权力大到可以废黜和拥立国王，军权也多在部落首领和贵族手中。
之后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也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中亚。公元1世纪中叶， 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帝国。丘就却又南下攻击喀布尔河流域和今喀什米尔地区，后定都为高附(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初步奠定了帝国的基础。公元1世纪60年代，贵霜已统治索格狄亚那、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呾叉始罗、犍陀罗、罽宾等。其后，无名王阎高珍时期，贵霜向西扩展至赫拉特，控制了整个河中地区，并在羁縻康居基础上更进一步羁縻大宛。贵霜帝国政治文化偏向于专制，不再以王庭为中心实施统治，而是以都城国王的王位为终身制，实行王位世袭制，视父子相传为正统；国王有权任命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吏；国王掌握军权和经济大权，有权征收或罢免赋税；国王同时也是最高宗教首领，王权高于教权。最后还加强实行中央集权制，除了边远地区仍让原统治者继续统治之外，其余地区都由国王派遣官员统治，地方官员向中央负责。
相比较来说，中国对于中亚政治文化影响较小，汉朝时期中国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等国共击匈奴，并运用和亲、商贸等手段促进西域的和谐与稳定。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唐朝在中亚大部分地区建立的军政合一的都护府制有力地执行了唐朝的政令，完成了有效管理中亚的历史使命。其中，安西都护府从640年开始设置，到808年终止，存在了近170年。对于中亚的统治，是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的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的地区或部族自治，属于羁縻府州制，基本延续当地游牧部落世袭相沿的自我管理，中央王朝控制有限，总体上看，中国未能明显影响到中亚政治文化发展，更多的影响的是中亚的生活文化方面。
几乎与中国同一时间进入的阿拉伯文化对于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伊斯兰教的影响。阿拉伯人灭亡萨珊波斯王朝以后，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中亚西部的呼罗珊地区。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都建立了倭玛亚王朝 （661—750），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664年，阿拉伯人占领阿富汗，然后兵分两路，北路军入侵河中地区，征服了不花剌（今布哈拉）、撒麻耳干（今撒马尔罕），直抵帕米尔；南路军攻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大小邦国。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和以总督统治的地方政权。伊斯兰教对于形成专制色彩的政治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中亚的伊斯兰化从7—8世纪开始，10—11世纪，在喀喇汗和伽色尼两个王朝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向东、向南传播，今中国新疆西部、阿富汗中部和印度河流域的居民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11—13世纪，伊斯兰教深入到中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从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方面开始作用中亚社会。
在中亚政治文化中，《古兰经》和圣训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真主是唯一的，他不授予任何权力，“认主独一”。世俗统治者要在承认“真主主权”绝对性前提下，可以用真主的名义“代行主权”，建立具有等级观念的政教合一政体，替真主统治臣民，确立权威地位，让民众“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的人”，久而久之，“敬主忠君”成为中亚穆斯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伊斯兰教教义同时主张“信末日”、真主“裁决一切”、“奖惩一切”，这又强化了穆斯林顺从权威的文化心态。与伊斯兰化并存的是同时期的突厥化，中亚河中地区土著居民（即粟特人）突厥化的现象发生在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的10-13世纪。到成吉思汗西征时，中亚突厥化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中亚突厥化的最终完成是在13-15世纪，在此期间，主要是蒙古人的突厥化。在此期间的西辽、花拉子模王朝、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汗国，帖木儿帝国，以及之后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哈萨克与吉尔吉斯民族共同体也都是突厥语系政权。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中亚突厥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渗透、整合。与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相配合的是专制国家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建立的突厥汗国、喀喇汗国、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昔班王朝、乌兹别克汗国等强大政权，形成了以汗王为首，封建贵族、地主、商人及宗教上层等共同组成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主义的中亚宗法制政体。这种政教合一的政体长时间的影响中亚政治文化发展，苏菲主义政治化深刻的影响当地民众，国君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强制让国民集体皈依伊斯兰教。司法、立法、行政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宗教首领和宗教封建主成为主要得益者，统治日渐腐败，而民众的权利日益丧失，生活日益困苦。
沙俄对中亚的侵略开始于18世纪，开始的标志是帝俄于1714 年在里海东岸建立了第一个要塞。1882年帝俄征服土库曼，标志征服中亚结束。在殖民过程中，1867年亚历山大二世下令设置突厥斯坦总督区，1873年中亚三个汗国全部沦为沙俄的附庸国。考夫曼是突厥斯坦总督区第一个总督，沙皇授予他全权负责所有政治、边境及贸易问题的权力。他也将所有政治、行政。经济、军事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之后沙俄在中亚主要采取军政合一的管理办法来进行殖民统制，由俄国军人如切尔尼亚耶夫、斯科别列夫之流来担任中亚各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对于一些较小的官职，像乡长、村长等职则由当地的贵族、富人来担任。最后沙俄影响中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方式是大量移民，努力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到1915年，经历了两次移民潮后，突厥斯坦所下辖的五个州中俄罗斯移民占中人口的7.6%。移民带来了东正教思想与中亚伊斯兰教思想发生冲突，同时移民为原本的中亚文化增添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俄罗斯权威主义、村社主义的政治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称俄罗斯文化的根基是‘土壤村社精神’，实质上即一种专制文化传统。
最后一阶段影响中亚政治文化的是苏联时期，苏联时期在对于中亚殖民政策方向有所改善，1924年苏俄政府全面粉碎了巴斯马奇叛乱后，加速完成民族识别工作。同年5月13日领土委员会讨论了中亚共和国关于民族区域划分的计划，首先成立的是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5年，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改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36年，又改为加盟共和国：1926年，在原属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1924年成立)组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年，在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地区组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就是今天中亚五个民族和国的维形。五国的体制也都是一党制集权体制。同时，由于苏联采取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与地方是一种上下级制度，也由于计划经济，中央与地方联系更加紧密，地方服从性更加强。最后还有苏联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苏联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人个人集权倾向较为浓厚，在苏联时期的一些错误如对于部分民族的迁徙流放也给他们带来很深的阴影，这些都对中亚政治文化起到影响。
综上，在梳理中亚历史的政治文化中，可以发现中亚受到多种文明的影响，这也为其五国独立后可以借鉴不同文明政治制度如议会制、民主制、总统制等形式，并形成进行有中亚特色的政治转型埋下伏笔。其次，中亚政治文化受到专制主义思想影响较深，这种专制主义既有世俗成分，也有宗教成分，形势复杂且相互交织，对于中亚政治转型也有影响。但中亚政治文化对于中亚政治转型作用还不仅于此。下文将从结构功能主义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层次对于中亚政治文化对于中亚政治转型进行分析。
三、中亚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转型的影响
1.体系层次
中亚政治文化影响独立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韦伯认为权力合法性来源有三种模式：建立在历史与习俗基础上的传统型权威、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和以法规基础上的法理型权威。中亚政治体制在独立后，一开始短暂徘徊于选择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政治等体制，但后来又迅速转变为以集权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中亚五国均选择了总统制制除了总统位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如吉尔吉斯斯坦于1993年确立总统制，之后又相继于1996年和1998年修宪，分别就总统任期和扩大总统权力、提高政府地位、调整议会两院议席及限制议会权力等问题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06年11月和12月又两度修宪，继续扩大总统权力。新宪法规定，在2010年前的过渡期内，总统有权在征得议会同意后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内阁成员。此外，总统有权控制各强力机构，还可以任命地方政府领导人。宪法还赋予总统相当大的其他权力，除了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外，各国总统还对立法和司法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拥有直接任命7名议员的权力，借此加强议会中拥戴总统的力量。总统拥有委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和2名委员的权力，加强了对最高司法机关的控制。同时，总统可经参议院同意任免总检察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免哈萨克斯坦驻外国代表机构首席代表；任免共和国预算执行情况财务检查委员会主席，任免最高司法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此外，总统还有权责成政府向议会众议院提交法律草案；有权颁布或驳回议会提交的议案和法律；召开非例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决定全民公决；实行大赦等。
如果说对于总统制的选择体现法理型与克里斯玛型合法性共同的来源，那么对于总统各人的选择，就更能体现出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克里斯玛型合法性来源。从全民公决（图）的的结果上看，公众对于总统个人的支持度极高。支持率可达到90%左右，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较高支持率。
除了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是学者以外，其他四国的开国总统在苏联时期都是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和治理国家的经验。独立以后，尽管各政治派别林立，然而，总统利用行政优势、从政经验和长期经营的官僚体系能够迅速平衡各派势力，建立并巩固个人权力体系。这几位总统也都极富有政治魅力，如美国就曾称赞哈萨克斯坦总统“相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可以运用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广泛的民众支持，带领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权威的崇拜、对强力人物的推崇，构成了这种制度安排中的内在成分。这些因素再加上中亚国家政治文化中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专制色彩明显，也就促成体系层面政治变革倾向于集权总统制。
2.过程层次
政治文化影响的政治层次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利意识方面，重要的是个体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依据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于不同国家民众进行调查，共确认了三种政治文化：参与型（表现出较高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效能，相信公众应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从属型（相信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只不过被动一些）和教区型（对于国家政治体系缺乏认同感，没有参政热情，也没有参政能力，在既定制度前，很少有拥有权力的感觉）。受中亚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中亚更多倾向于教区型政治文化，在公民社会与公众民主观念欠缺的情况下，限制了西方式民主的开展，中亚各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渐进性民主改革与中亚民主道路的探索。与此同时，相配套的相关制度也由于没有政治文化基础而举步维艰，如中亚政党政治发展就很不平衡，亲政权力量逐步形成并开始壮大，一些国家甚至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政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亚一些国家领导人不再担任某一政党的实际领导人，因此多数国家都没有名义上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分别。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也意识到民主权利需要逐步前进，如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我们的民主化要符合西方国家民主的传统和原则及东南亚主导国家的经验，也要符合我们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人民的传统”。乌总统卡里莫夫也认为，“正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同现代民主社会价值观相结合才是我们未来繁荣的保证，才是我们社会同国际社会一体化的保证。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尼亚佐夫在谈到土库曼斯坦国家发展道路时说，“我们选择了民主国家的道路，我们准备分阶段推进民主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要从旧的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要求在一天里、在一年或者五年时间确立理想化的民主，这不仅是一种冒险，而且有可能把土库曼斯坦人民拉回到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中，导致内战和部落冲突；除了人民遭受损失外，土库曼斯坦还会面临丢掉独立国家的危险”
3.政策层次
政治文化影响的最后一部分为政府的角色和政府的政策方向。政策层次并不能完全与过程层次与体系层次分离，民众在政治生活的角色与对于集权总统制的偏爱也与对于“大政府”政府角色的侧重和对于“安全”、“福利”的需求密切相关。这些需求也可以从相对专制政治文化与政治不稳定性、脆弱性与附属性的历史中寻找到踪迹。
安全体现在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打击宗教恐怖主义与影响国家稳定的势力。中亚独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渗透，费尔干纳地区成为中亚恐怖主义重要的“根据地”。在各国国内，恐怖主义也有发展。“乌伊运”“阿克拉米亚”等宗教极端组织以推翻乌兹别克斯坦现政权为目标，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曾制造多次恐怖事件。“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哈里发战士”等恐怖组织在塔吉克斯坦的活动也很频繁。即使在非恐怖主义领域，伊斯兰教也曾尝试夺取国家政权，并引发国内内战。在塔吉克斯坦，原教旨主义曾广泛传播，是走世俗主义道路还是走伊斯兰主义道路成为引起塔吉克斯坦国家内战的主要原因。中亚民族问题也较为复杂，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在曾经中亚被各大国控制的历史后，大多数适应和平环境但又面临战乱的民众来说，不希望看到国家成为权力斗争的角斗场，不希望原本稳定的生活受到打击。和平与稳定的期望，使多数民众更加支持寻找一个更加能保障民众安全与生活的“大政府”。
另一政策层次体现在经济福利方面，独立后五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陷入低谷，导致国内经济全面衰退，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使原本糟糕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各国民众不满情绪加深，政府也意识到需要加强行政干预，以更加稳健的方式进入市场经济，借鉴苏联经验，保障人民福利。中亚各国都明显的增加民众福利，如土库曼斯坦从2003年通过《关于在2020年前免费向居民供应天然气、饮用水、电和盐的命令》以来，把高福利、高补贴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加以落实，将其国家财政支出的近70%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等。乌兹别克斯坦同样十分注重国内居民社会福利，通过优惠、补贴、津贴等方式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对社会弱小阶层进行扶持，全年用于社会福利与保障的支出已占国家预算的40%以上。总体来看，这种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亚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都呈现增长态势（图）。
四、结语：历史与今天的中亚
基辛格曾探讨过历史的作用：历史当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测试食谱的烹饪书，它可以阐明行为在类似情况下的后果。但每一代人都必须发现对自己来说事实情况有哪些可比性。中亚历史与文化的学习中，我了解具有中亚情境性的事件与脉络，中亚的政治文化形成也有历史性。虽然国家已变，时代已改，但总有些珍贵的文化如金砂一般存留在人们心底，影响着中亚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文化将对中亚的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经过中亚三十年的发展，一切西方超我式的政治正确、普世精神都需要政治现实的重新审视。我认为，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政治的发展需要需要权衡历史与现实，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正义等诸多因素，没有国家能够越俎代庖，中亚的未来需要中亚人民和中亚国家去选择、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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